张朋朋，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1975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过中国文字学和西方语言学理论。主要著作：《文字论》《怎么教外国人“普通话”和“中文”》《部首三字经》《集中识字》《口语速成》等。

　　“我不怕说话，就是怕写文章！”很多人这样说。“我手写我口”，怎么对他们不适用呢？

　　小学6年，中学6年，12年的语文学习后，不会写文章的人相当普遍，以至于语文教学屡屡被诟病，几乎落到全民共讨之的地步，虽几经改革，依然收效甚微。语文教学到底怎么了？……

　　这些困惑，在北京语言大学张朋朋教授看来，全在于“根子上出了问题”。张朋朋与外国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他的工作就是教外国人说普通话，写中文。

　　一、为什么外国人觉得汉语和汉字难学

　　1988年，张朋朋去法国留学，同时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在大学教汉语。尽管张朋朋非常努力地工作，但学生还是不断减少，50多个学生最后只剩下不到10个人。法国学生觉得汉语和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字。

　　这几乎是所有想学汉语和汉字的外国人共同的体验，也几乎是所有教外国人学汉语和汉字的中国人共同的遭遇，张朋朋却不甘心，他想改变这种状况。

　　张朋朋起先考虑，是不是自己的教学方法不对。可尝试改变几种教法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开始考虑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模式问题，这一下，张朋朋有了重大发现——对外汉语的教材基本上采用的是“语（言）、文（字）一体”的编写方式，相应地，教学模式几乎都是“语（言）、文（字）并进”。

　　“语、文一体”，就是在教材编写上，“语言”材料用“文字”来书写，如：“甲：您贵姓？乙：我姓张。”“语、文并进”则是，一边教“语言”，一边教“文字”，“语”和“文”同步进行。

　　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算不上问题。因为中国学生上学前就已经会说中国话了，边读课文边认字，对中国学生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对既不会说中国普通话，更不认识汉字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学习的难度远远超过了学习使用中国筷子。

　　“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认读困难，起不到辅助发音的作用，所以汉语普通话的材料用汉字来书写，汉字就成了外国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绊脚石。”张朋朋分析道。

　　而汉字书写教学同样存在严重问题。因为“语、文并进”，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文从语），因此，“说什么话，教什么字”。于是，在简单介绍完“基本笔画”后，马上就让学生写“您”、“贵”、“姓”、“谢”等复杂的合体字。并且教材中所出现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没有把汉字字形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组合系统来教。汉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也就不奇怪了。

　　张朋朋发现，正是这种“语”、“文”不分，“文”从“语”的教材编写及教学模式，直接导致了他的法国学生知难而退。“语、文一体”、“语、文并进”的教学模式，既不利于“语”的教学，也不利于“文”的教学，“就像两条腿被绑在一起，哪条腿也迈不开”。张朋朋说。

　　语言文字理论决定语言文字教学理念。“语、文一体”所反映的教学理念是源于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文字理论？张朋朋认为，它源于至今仍在国内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一种学说──“文字表语说”，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根据“文字表语说”，语言是通过“音”来表达“义”，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即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只是研究语言的材料。索绪尔进而认为：“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所以，索绪尔主张只建立“语言学”，不建立“文字学”。

　　索绪尔肯定没有想到，他的语言文字理论竟会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掀起了一场至今尚未平息的轩然大波。

　　二、汉字落后论的历史背景及后果

　　好像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曾像中国人这样一度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深恶痛绝，而这种体现在语言文字上的崇洋媚外却又不是一句简单的“数典忘祖”就可以解释的，恰恰相反，激愤的背后是拳拳爱国之心。

　　这一切，源于中国近代遭受的种种屈辱。清末，一向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律的中国知识分子急于为备受凌辱的祖国寻找一条强国之路。在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理论和实验应运而生的同时，一条逻辑出现了：西方列强打败我们靠的是坚船利炮——他们能造出坚船利炮是因为他们有好的教育——他们有好的教育是因为他们的文字简单（拼音文字），语言统一（不像中国有那么多差别悬殊的方言）。

　　于是，清末民初，被称为“语文现代化运动”的汉语拼音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应该说，在当时，三大运动对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起了相当的作用。然其极端，则是要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废除文言文，只学白话文；废除方言，只讲普通话。

　　索绪尔的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流传到中国的。“（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文字的本质是字音。既然如此，文言文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表现现代汉语；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表音文字，所以汉字是落后文字，应该走拼音化之路。

　　迫切的强国愿望，西方主流的语言文字理论，两相融合的结果是“文字改革”和“汉字拉丁化运动”在中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而我们所看到的是：

　　在中文教学方面，中国已经基本上废止了文言文的使用，在中小学教学中重“白话”，轻“文言”。结果，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几乎丧失了文言文的读写能力，我国前人所创造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经过10多年的语文教学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仍和人们的期待相距甚远。

　　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方面，根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所编写的教材是“语文一体”和“文从语”的，教学模式是“语文一体”、“语文并进”。这样教的结果，汉语和汉字成了外国人感到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字。

　　直到今天，“语言决定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等提法在我国学术界还占统治地位。也依然有人像许多外国人一样，坚持认为汉字难学难记难写，甚至认为汉字阻碍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使用汉字的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然在使用汉字，崛起之势令世人惊叹；台湾至今仍在使用所谓的‘繁体字’，却早已是‘亚洲四小龙’，那些认为汉字阻碍社会进步的人怎么就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呢？”张朋朋非常激动地说。

　　三、张朋朋：“文字表语说”是错误的！

　　更让张朋朋非常不满的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文字”，不包括表意的汉字。他还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也就是说，索绪尔自己都认为，他的理论只适用于使用表音文字的国家，而不适用中国。尽管其原著和汉译本中都明明白白写有这样的话，但是这依然不妨碍中国的语言学者将“文字表语说”视为公理。

　　根据“文字表语说”的理解，文字的本质是字音。而张朋朋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字形而不是字音。

　　张朋朋说，从文字的产生看，人类创造文字就是创造表示一定意义的字“形”，判断一种文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也是根据字“形”出现的年代，文字的基本的特征就是有可以刻画或书写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字“形”。因此可见，文字的“形”和“义”是文字本身所固有的，而且字“形”是决定文字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所以，张朋朋认为，文字的本质不是字“音”，而是字“形”。字“音”只是文字和语言之间联系的“中介”，不是文字的本质。

　　有研究表明，文字是看懂的，不是听懂的。北师大的实验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文阅读时发现“阅读中文时语义的激活主要是由字形而非语音决定的”，“语音在语义的通达中不是必需的”，“语音转录不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从而用实验证明了人脑有视觉通道，文字是直接用“形”来表“义”的，不是非要通过“音”才能表“义”。这就从实验的角度证明了字音是文字的本质是错误的。

　　张朋朋也不认同“文字表语说”主张的文字表现并记录语言这个观点。

　　他说，语音是听觉的，是无形的，而文字是视觉的，有形的，有形的文字表现不了无形的语言。文字记录的只是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语言本身。

　　四、文字表义说——将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区分开来

　　“文字表义说”将文字与语言相提并论，认为文字不从属于语言，而是和语言一样，都是表达人的思想的。只是两者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语言是口头的，文字是书面的，字“音”是语言和文字之间联系的中介。

　　张朋朋介绍说，“文字表义说”不是从国外引进的，而是在中国的汉字土壤中产生的。中国汉代学者杨雄在《法言》一书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在杨雄看来，语言是用发出的语音来表达内心的思想的，而文字是用书写的字形来表达内心的思想的。中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1956）一文中明确地说：“文字是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目的是在写他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是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在《中国文字学》（2005）一书中说：“人类表示思想与情感可有许多方法，就是‘姿态’、‘声音’、‘符号’、‘语言’、‘文字’等。一个人对于某一事的赞同，至少有五种方法表示：点一下头是姿态的表示，发出一声‘呃’是声音的表示，说出‘可以’是语言的表示，在纸上画出一个‘+’是符号的表示，写出一个‘可’字是文字的表示。文字既为社会公认的传达思想的工具，所以必须定形才能互相了解。”

　　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对索绪尔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提出“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主张。

　　“文字表义说”对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作了区分，认为“语言能力”是听说能力，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行口头交际的需要，由人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完成的；“文字能力”是读写能力，是为了满足人们阅读和写作的需要，由人的视觉器官和手臂完成的。

　　从母语学习的角度说，人的“语言能力”是从听语言开始，自然习得的，不需要人的帮助，但需要语言环境；而人的“文字能力”是从看文字开始的，不能自然习得，需要他人的帮助和借助文字材料经过专门学习获得。也就是说，人习得语言能力和获得文字能力的过程和方式是不同的，两者有不同的规律，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不怕说话却怕作文。因为人听懂和说出话语的“语言能力”与读懂和写出文章的“文字能力”不是同一种能力。

　　接下来的分析就是水到渠成了。因为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是相对独立的，人们获得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法来培养两种不同的能力。换句话说，用教文字读写能力的方法是教不出语言听说能力的，用教语言听说能力的方法也是教不出文字读写能力的。“哑巴英语”的出现就是过于重视“文字读写能力”，忽视了“语言听说能力”的培养。同样道理，以往对外汉语教学因为“语文一体”、“语文并进”，听说读写能力同时教，结果教学效率很低，使得汉语、汉字被外国人认为是世上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字。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兴奋的张朋朋马上着手编写专门教汉语普通话听说能力的教材和专门教中文读写能力的教材，将“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分开进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采用‘语、文分开’、‘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就像是把被绑着的两条腿松开，这样就可以迈开步子前进，‘语’和‘文’由相互阻碍变成相互促进了。”说起自己的创新之举，已经退休在家的张朋朋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五、要让中国学生获得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

　　教了一辈子外国人学说普通话和中文，张朋朋回过头打量国内的语文教学，发现问题竟然如出一辙：同样的教学效率低下，同样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教学模式。

　　至今，支配国内语文教学的语言学理论还是索绪尔的那一套：

　　不区分“语言”和“文字”。认为用汉字写的文章，如白话文和文言文都是语言，但白话文是现代汉语，人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文言文是古代汉语，是古人使用的语言。因为古代汉语早已经消亡了，所以古文和文言文也就死了，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教学重点了。

　　因为不区分“语言”和“文字”，所以也不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而是将听说读写都视为语言能力，主张“我笔写我口”，通过教语言的听说能力来提高现代白话文的读写能力。

　　“只有学习第二语言才强调听说能力，我们的学生到学校是来学‘文’（文字、文章）的，学说话干吗到学校，在家学可以了！”张朋朋觉得这种状况简直荒唐。现在不少学生在课堂上沉默寡言，甚至看到教师就紧张得说不出话，这首先不是学生的语言能力有问题，而是我们的教学民主出了问题。

　  在一次小语研讨会上，张朋朋提出的这一观点，令与会的小语教师们耳目一新。

　　为什么放弃大家熟悉的“语文”一词而选择“汉文”这个让人感到陌生的词汇？高水平究竟是什么程度？张朋朋作了如下的解释。

　　“汉文”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所谓“文言文”和“白话文”以及诗、词、歌、赋等不同体裁的文章都是用汉字写的，是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汉字系统，因此，“汉文”是各种文体的总称。

　　“汉文读写能力”是汉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就是读懂用汉字写的文章和用汉字写文章的能力。

　　“高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是“全面的汉文读写能力”，也就是具有读写“文言”和“白话”以及诗、词、歌、赋等各种文体的能力。

　　张朋朋认为，只具有阅读现代白话文的能力是“低水平的汉文读写能力”。因为缺乏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就无法了解自己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不具有从前人所创造的文化中获取智慧的能力。另外，只具有现代白话文写作能力的人所写的文章念出来和说话差不多，直白、通俗，但不精练、高雅。

　　基于此，张朋朋认为语文教学应该重视汉字和文言文教学，“学会了汉字和古文，很容易把说话能力转化成读写白话文的能力”。

　　张朋朋认为，现在小学识字教学太重文字笔画，忽视字形结构，考试中还有某个字第几笔是什么笔画这样的考题。“繁体字”一说，就是根据汉字笔画多而产生的。其实，除了像“日、月、人、天”等独体字应该强调笔画笔顺，占汉字比例更多的合体字应该重视字形结构而不是笔画。比如繁体的“轟”字，如果数笔画多达21笔，但如果看结构，只是三个“車”组合而成，并不复杂。针对这种情况，张朋朋提出，教汉字，要教汉字之母——构件。所谓汉字的构件，就是少量的独体字和由独体字演变而来的偏旁，如“人、手、刀、口、金、木、水、火、土、日、月、女、子、大、小、田、力、门”等。构件的组合是有结构，有规律的。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识学教学的效率，提高学生写字的准确率。

　　在正确识字的基础上，张朋朋主张重视文言文的教学。他甚至认为，“白话文基本不用教，自己多看就可以了”，所依据的事实是，曹雪芹、鲁迅、胡适、钱钟书、毛泽东等小时候接受的都是文言文教学，结果“不仅能读写文言文，也能读写白话文，是兼有文言和白话的读写能力”。不仅如此，过去，只要上过几年私塾的人，基本都有较强的语言和写作能力。张朋朋认为，这是因为“只学文言，不学白话”符合“文字表义说”的教学理念，也符合学习语言文字的规律。

　　“母语是自然习得的，孩子去学校不是去学说话，而是去识字读书，是去学汉文。”张朋朋再次强调。

　　这个想法似乎有点离经叛道，难道张朋朋不怕被人批评是在“复古”，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

　　张朋朋显然对此有了足够的准备，他说：“事实已经证明，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汉字落后和使用文言文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从错误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正确处理白话和文言的关系，正确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文化是不能革命的，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的，中国人当年虽然没有造出坚船利炮，但早就找到了有效地学习汉字和汉文的方法，这些不是糟粕，而是精华，如果我们抛弃了，难道不应该再找回来，再恢复吗？”